南宁荷韵翻译公司

                                                                                                               作者：柴明熲 江帆

     东方风来，放眼世界，2009年9月，我国第一本双语、彩印的翻译主题期刊《东方翻译》乘风而起，创刊沪上，至今整整十二年了。

  《东方翻译》的缘起，可追溯至 2006 年。当年中国译协在上海召开的口译服务国家标准审核工作会议结束后，时任上海市市委宣传部长王仲伟会见审核组专家，主宾为唐闻生，参加者有黄友义、姜永刚、戴炜栋、曹德明和柴明熲等。会见时，我们向王部长提出，上海历来为翻译和文化交流的重镇，但缺乏翻译研究、宣传和行业交流的平台，除了由《上海科技翻译》发展而来的《上海翻译》，还应另有一份文化、学术类的翻译期刊，发挥上述交流平台作用。唐闻生对此非常认可。王仲伟也表示赞同和支持，并当即提出期刊可命名为《东方翻译》。后来，一些国际知名的学者也为刊物提出了建议，如《口译》(Interpreting)杂志的波赫哈克(Franz Pchhacker)，他很认同我们初拟的刊物英文名 East Journalof Translation,这使我们更加坚定了走下去的信心。中英文刊名确定以后，我们开始了《东方翻译》的创刊筹备工作。

 《东方翻译》于 2007 年申办，经历了许多曲折，在时任上海翻译家协会秘书长赵芸，副会长张慈赟、柴明熲，以及蔡豪烈等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2009年得到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复。这期间谢天振老师曾去北京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并请季羡林先生为即将创刊的《东方翻译》杂志题写刊名，这也是季羡林在世所题的最后一个刊名。非常可惜，我们在 2009 年9 月创刊，季先生在7月份已经离开了我们;而今，曾任《东方翻译》执行副主编、执行主编的谢老师也已于 2020 年永远离开了大家。世事无常，非人力可以掌控;但他们见证与开创的事业，则永远留存于世间。

  十二年来，《东方翻译》致力于推动翻译学术研究、促进翻译文化交流、倡导翻译行业理念改革翻译职业教育，共出版双月刊 72 期，英文专刊 6期，谢天振教授纪念专刊 1期。在此，我们对《东方翻译》十二年的历程作一回顾，向多年来关心和支持我们的作者和读者朋友致谢和告别。

  《东方翻译》的一大特色是登载于每期刊首的特稿。这些特稿大多由本刊两位执行主编分别撰写，也间或邀请其他知名学者、业内人士撰稿针对国际国内翻译业界、学界的重要热点问题进行分析与论述，发表评论与见解，提出期许与展望。《东方翻译》迄今刊登了 61 篇特稿，所涉及的话题主要如下:(一) 持续关注和评论历年重要翻译文化事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帮助读者更新翻译观念。例如，2010 年对鲁迅文学奖翻译奖空缺的讨论，2011年对林少华译作相关争议的讨论，2012、2015 年对国际翻译日主题的解读，2013年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相关翻译现象的思考，2016年基于 Alpha Go 现象对互联网大数据与语言服务关系的探讨，等等。基于上述讨论，促成翻译观念的更新和重要理论成果的产出，如中西翻译史整体观、重写翻译史、翻译的重新定义和定位、对翻译新技术和语言服务新形式的研究等。(二)聚焦翻译职业化进程，对翻译服务、语言服务、语言产业的发展提出引领性的建议。如黄友义强调翻译立法对翻译行业的促进作用，赵启正提出语言服务是跨越文化之桥李宇明阐述语言服务与语言产业的关系，谢天振总结翻译职业化时代的理念与行为，柴明熲分析翻译职业化对翻译专业化教育的需求，等等。(三)服务于国家重大需求与关切，展示和分析相关翻译研究与实践成果。如史志康作为翻译团队负责人，对《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申办报告》的英译进行总结和思考;柴明作为国家《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课题组长，对规范的研制、发布和应用进行解读;谢天振提出“语言差”和“时间差”的理论概念，以解释和应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困境;等等。(四) 思考和引领各层次翻译专业教育，推动翻译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如谢天振对国内翻译学科建设的反思，以及他和王恩冕关于“上外高翻模式”的讨论;仲伟合对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MTI) 评估工作的解读以及对 MTI教育十年的总结与展望;何其莘基于改革试点单位的中期验收，分析 MTI 学位建设的难点;柴明熲分别撰文讨论专业口译教学、翻译职业与专业教育、本科翻译专业教学，并分享了他关于翻译博士专业学位的思考与构想。

    从上述特稿内容可以看出，《东方翻译》一路走来，伴随翻译学科、行业、教育、技术的发展,紧扣时代脉搏，观点鲜明，体现出强烈的社会和学术责任感。而特稿所倡导和关注的研究话题，在“研究与教学”以及后来的“专业研究”“应用研发”等栏目得到了呼应、夯实、细化和拓展，我们在翻译文学研究、翻译文化和社会研究、翻译史研究、翻译专业教学和课程建设、口笔译研究、职业翻译研究、翻译技术等方面，推出了大批研究力作和精品。十二年来，《东方翻译》的发展可归纳为“变"和"不变”这两个关键词一-”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翻译文学、文化研究的持续重视;而最重要的“变”是我们对于职业化翻译，以及翻译技术的日益强调。我们通过与上外语料库研究院等机构合作，进行专题组稿，从 2020 年开始设置“翻译技术”栏目，每期专门刊登2到3 篇相关研究论文。2021 年，我们又设置了专门的“应用和研发”栏目，将所有与翻译、语言服务最新发展相关的技术研发、理念更新、实践讨论，都纳入到我们的发展规划当中，成为我们办刊宗旨的一部分。

   《东方翻译》的另一大特色，是注重开发和设置不同主题的专栏，邀请相关学者撰写系列专栏文章，对于特定翻译文化、学术和实践问题进行纵深的挖掘和探讨。在文学翻译方面，有余光中的济慈诗歌翻译系列文章、宋炳辉的“作家与翻译”专栏、史志康的“史译散文札记”系列，以及刘象愚的《尤利西斯》翻译系列文章;在翻译史方面有邹振环的翻译史研究和中国翻译史学史研究系列、王宏志的翻译史钩沉系列、郭延礼和郭募的近代女翻译家系列、赵稀方的“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史话”系列、江帆的“红译史话”专栏等。在典籍外译方面，有史志康的“借帆出海一一史译论语选载系列，以及鄂秀和郑培凯的“论语注疏的英译”系列。在实用文献翻译方面，有张健的“新词、热词英译漫谈系列”系列，李长栓的“中西法律词语及其英译”系列，以及苏正隆的“苏老师信箱”等。这些专栏文章由数篇至数十篇不等，都是作者一以贵之、潜心钻研的成果，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参考价值。各专栏作者的个人风格和专精研究在此汇聚融合，淬炼出《东方翻译》独特的精神气质为读者提供了学术阅读的盛宴。

     为提升全社会对翻译的重视，彰显翻译对社会文化发展的贡献，切实提高翻译家的地位，《东方翻译》尤为注重对我国现当代翻译家的生平事迹、贡献和经历进行梳理和记录，十二年来，我们以翻译家传记、自叙、访谈、译评等形式，抢救和保存了大量的译人译事一手资料，履行了翻译期刊的社会责任。以年龄为序，我们推介的翻译名家包括方重、张友松、朱生豪、萧乾、乔治高、戴镏龄、陈敬容、穆旦、郑敏、袁可嘉、钱春绮、方平、余光中、李文俊、潘庆龄、臧仲伦、罗新璋、杨武能、姚祖培、郑克鲁、方梦之、汪榕培、吴岳添、林少华、许钧、海岸、黄荭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记者马信芳采写的沪上翻译家系列，包括草婴、姚以恩、王智量、钱绍昌、柳鸣九、冯春、薛范等，独具鲜明的地域和专业色彩。

    更为可贵的是，有些译家专题特别具有填补空白或抢救性的价值。例如，桂清扬“怡然敬父执”在其“七月学人翻译研究”系列,还原了胡风、满涛、绿原、罗洛、吕荧等饱经忧患的七月派知识分子在翻译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为翻译史、文化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再如，著名翻译家黄杲炘在眼疾日趋严重、接近完全失明之前，将其回顾一生翻译历程的《告别翻译》托付给我们刊发这份信任和嘱托，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和支持。我们深知，翻译家的成果，还需要出版人的精心策划、编辑和出版，才能真正引起社会反响老、中、青三代翻译出版人，都在《东方翻译》留下了他们闪光的足迹。译林出版社李景端、王理行，译文出版社黄昱宁，南开大学出版社张彤、商务印书馆许晓娟等，都曾在我刊分享他们编辑出版文学翻译、典籍翻译、翻译理论著作的经历。耿强采写的中国文学出版社徐慎贵访谈，张静采写的漓江出版社刘硕良访谈，更是集中展现了翻译出版事业的广阔画卷
  《东方翻译》以打造翻译学术交流平台为己任。为进一步开拓国际交流渠道，切实有效地实现学术“走出去”的目标，我们于2014 年开始编辑出版英文专刊，实现了与国际组织的深度交流与合作:2014年5月，《东方翻译》英文专刊被认定为国际高校翻译学院联合会 (CIUTI) 会刊，期刊内容被收入欧洲大学翻译学院教材;2015 年5月，《东方翻译》英文刊正式作为 CIUTI 会刊出版，在 CIUTI 年会上获得高度评价，促成了CIUTI成立亚太合作办公室并定址上海外国语大学。CIUTI 作为国际翻译教育界影响力最大的组织，拥有 40 多所世界顶级翻译学院，来自中国上海的《东方翻译》英文刊能够成为其会刊，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自 2014 年至 2019 年，我们共出版 6 期英文专刊，既推出了国内优秀论文的英译版本，又登载了国际知名学者的文章和访谈;此外还刊登了历年 CIUTI Award 和 CIUTI Prize 的获奖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长篇摘要，为这些最年轻.最前沿、最有活力的口笔译研究提供了发表的平台。

    为了更好地发挥学术交流平台的作用，《东方翻译》一直秉持开门办刊的宗旨，欢迎各类学术争鸣和讨论。在这里，曹明伦与谢天振展开了关于翻译研究的学术对话，林克难对柴明熲主持研制的《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提出了不同意见，王柏华和王祖华分别以“也谈”的形式对谢天振提出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推敲，许钧和苏童在谢天振的主持下进行了翻译家和作家之间的对话。此外，黄昱炘和傅浩就诗歌翻译展开了争论;赵刚、杜振东就新词、热词的英译与张健和金其斌分别进行了切磋;针对鄂秀、郑培凯对《论语·八佾》中“绘事后素”注疏翻译的阐释，蔡新乐发表了不同看法;周领顺、陈小慰、金静三人曾先后发表文章，对于公示语的修辞意义及其翻译方法进行商榷;韦锦泽对于王东风有关诗歌翻译的系列论文提出异议，认为五四时期西方格律诗的自由体翻译依然体现了对诗学的追求。《东方翻译》营造了平等的交流空间和良好的学术氛围，促成了学术思想的交流、碰撞和升华。
    开门办刊，还意味着在充满竞争的学术环境中，坚持学术教育的初心和目标，对青年学者敞开襟怀、热心提携。只要在《东方翻译》有过投稿或发表经历的青年学者对此都会有所感受。博士研究生，甚至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单独投稿的论文，我们在审稿过程中只要发现有可取之处都会提出详细意见，尽力帮助修改，力求最后达到发表的标准。例如本科生任继泽的《“物化”与Metempsychosis一一论翟理斯对“庄周梦蝶”的误读》，硕士研究生余芬的《中国陶瓷典籍中“青花的英译》，等等，等等。我们的理念可能过于理想主义，也为此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但是我们始终认为，从长远看来，这很值得一一对于每一位翻译研究者的培育，对于翻译研究的整体发展，对于推动整个学术环境的良性发展，这种短期看来得不偿失的努力，一定会在未来收获丰盛的果实。
    十二年的岁月转瞬即逝，在人类追求文明和真理的漫长道路上，《东方翻译》如同沧海一粟，而翻译和学术的生命常青。万物消长，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承担了翻译期刊应有的学术和社会责任，为翻译学科和行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感谢编辑部全体老师多年来的的坚持与奉献。感谢广大读者和作者朋友的鼓励与支持。衷心祝愿各兄弟刊物越办越好，请你们替我们守望翻译事业更美好的明天各位朋友，珍重再会。

                                                                                                                                                                                         2021年8月1日